冤亲债主干扰的根源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 _ 关于复旦黄山事件－－我沉默多日，出离愤怒！

时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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渐徘徊在往事与未来的路口
大打出手,　　生活也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物质匮乏,　　跟老公吵架,　　,　　也是这样的,不顾父母反对,以为他就是陪伴终生的人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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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关于复旦黄山事件--我沉默多日，出离愤怒！复旦18人登黄山遇险，1名援救警察遇难。当天，本人即在黄山。这几天来，一致通过各种媒体了解整个事件的进展和舆论反馈。作为一个干了不少年记者职业的人，我当然熟知宣传部门及政府部门的诸多套路；作为一个从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，当然也较为明白学生们的各种情绪和心态；作为一个在网络社区横冲直撞近10年的网民，更清楚网络社会的纷繁的意见以及各种观点的叫嚣。
　　
　　已是深夜，我实在难以入睡。内心反复在想，不断上网查看最新消息和评论。积累了多日的思绪、积压了多日的情绪，让我出离愤怒，不得不说些东西。
　　
　　1、一个普通人在围观。
　　
　　这个事件，我当天在黄山即得知。作为一个地方性媒体记者，就工作而言，上海与我无关、有人牺牲于我无关、复旦更与我无关。“出了上海，都是穷乡下；出了北京，都是小地方”--媒体也难免沾染地域歧视心理。从职业上说，我没有干任何事情，更没有发表任何稿件。但是，第一反应的职业敏感告诉我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新闻，尤其是对于那些主流媒体来说，必然要按照政府的思路：烈士--事迹--学习，等等。如同猝死的沈浩。--他也与我无关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我一直在做的，就是以普通人的身份，旁观，围观。
　　
　　
　　2、黄山的应对很传统。
　　
　　营救与牺牲，事情发生在当天凌晨。在当天上午，黄山市的宣传部门、政府部门、风景区管委会，处于焦虑和忙乱中。安徽省长王三运的批示，说要总结经验教训，照顾学生、做好善后。黄山方面，他们不希望此事闹大了，毕竟有人牺牲了。他们甚至希望延期再报道此事。他们希望这起普通的事故或者说插曲尽早过去，他们更没有任何心思去琢磨怎么批评复旦的学生、怎么与复旦方面理论对错。
　　
　　当地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告诉我，过去几个月，黄山在整顿非法登山，包括驴友探险等，因为这带来的安全隐患、火灾隐患太可怕。死人、失火，对于黄山的官员来说，都是重大责任事故。不过，这位记者也解释说，风景区管委会无法强制驴友，所以整顿和打击的重点在当地山民和向导。
　　
　　黄山风景区出动200多人救援，有人评价说救援人员不专业。我想，这话从普遍意义来讲有道理，但具体的此事而言则显得无知而过分。“百姓无栗米充饥，何不食肉糜？”
　　
　　黄山景区距离市区70公里，管委会是个四不像的机构（体制原因，不怪他们），只能是把武警、警察、消防、护林、保安等全部派出去，人海战术在丛林深壑中属无奈的救急之举。至于有人说的专业救援队云云，他们要么是好莱坞大片看多了，要么是太不了解中国国情。在很多省会级以上的城市，有几支消防队又高层云梯？这两年新增的，大都是国外贷款所购。
　　
　　黄山市是安徽经济一般的地市，风景区其实也是穷庙。旅游产业在起步发展的阶段中，更是高投入、低产出。如同穷地方搞大建设。
　　
　　3、复旦大学做事很官僚。
　　
　　我们中国的大学，如同中国的政治机关，都是衙门，所以那些管理者当然也是官僚做派。这一点，地球人都知道。我早有心理准备--大学毕业前就有。我曾经给我的母校下了个结论：这所大学就是这个省腐臭的官僚体系的缩影。学校机关如省府，院系如地市，学生如草民。至于辅导员，算是乡镇长；学生会，呵呵，如同日本人的维持会。所以，我对复旦大学在此事件的表现，并未感到任何失望--毕竟，我没指望过他们怎样，何来失望？
　　
　　新闻中心的方主任，这次立了大功。立场坚定、处事果断，回答严谨、应对有方。方主任值得表扬。在此突发事件中，他的主要工作成绩体现在以下方面：
　　
　　--坚持一个声音对外，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。---新闻发言人应急突发培训班的时候，想必学的很投入。
　　
　　--封住学生之口，确保控制在手。方主任不仅抢占了舆论制高点，也抢占和封锁了消息源，更确保了学生不乱说。
　　
　　--调动各种资源，开展媒体公关。如羊城晚报孙毅蕾、中新社邹瑞玥等，既是复旦的莘莘学子，更是在这危急关头为学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这说明，复旦的爱校教育是成功的，更说明新闻中心与媒体日常的感情交流在关键时期发挥了作用。
　　
　　--网络宣传，及时跟进。网络评论员队伍经过培训后，终于可以大干一场。各大媒体发帖，冲淡、反驳、转移，三十六计，应对颇有章法。这次要花费不少网选奖励经费了，不知是五毛乘以多少。
　　
　　--从容应答，只讲原则，不讲具体。这个技术性的原则，方主任把握的非常好，远远超过王旭明之流。
　　
　　总结一句，送给方主任：狡猾的敌人很愚蠢--大概是《地道战》或《地雷战》里的一句说词。
　　
　　4、复旦学生很搞笑。
　　
　　兄弟我也上过大学，也干过班长，也进过学生会，可惜没入党--学习成绩太差，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。
　　
　　这18人中，10个在校学生，算是孩子。其他4个校友算是成人吧？4个校外人士，也算是成人吧？黄山方面很宽容，张警官的家长也很宽容，一概称他们是孩子。
　　
　　我们就先看看复旦的这10个以及其他孩子吧。
　　
　　--侯盼，让我想到一个人，十分面熟。这个人就是大学时期某个阶段的自己。你们不是指责我们准备仓促不专业吗，我要告诉你们我准备的多么专业而细致，只不过遇到了突发情况。况且，这个团队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这能怪我吗？我能保证自己专业，不能保证他们。我能组织这个团队，说明我有领导能力，说明我有威信！你们现在指责我不专业，就是对我的污蔑和错误判断，我如不反驳，以后在登协怎么混？我以后还要爬遍全国、全世界。--这就是一个自大狂、自恋狂，也是一个自私到极点的人，如同当年的我，呵呵。
　　
　　--登山协会的夺权论，让我想到大学，十分亲切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稀里糊涂进了学生会，主席视我如傻逼或心腹。主席经常在我面前向我分析，学生会内部的斗争态势、如何处理与团委的关系、如何发展和选择部长，如何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队伍。最搞笑的是，主席经常语重心长的告诉我，“政治是我的生命”，“我现在当这个主席，以后要当国家的主席”等等。半年后，我退出了学生会。
　　
　　--媒体中的复旦学生，更让我想起大学，更是亲切。我学新闻，上铺的兄弟在校广播台当播音。那年，要毕业了，广播站在播大学就业的相关新闻，其中一条：“今年就业需求较好的专业有...法律...英语...新闻...”。拿着饭盒的我，听到这不禁一丝窃喜。回到宿舍吃完饭，那哥们回来了：“靠，我念那几个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就来气，所以我把咱们新闻也加进去了”。我靠，宿舍的弟兄们哈哈大笑，然后睡午觉。结果，新闻专业就业该难还是难，这哥们也被迫考研--目标是复旦新闻系，后来审时度势考了本校，现在是国字号的电台了，不知道是否会在报道中说“声援支持中国的国家，包括巴基斯坦、朝鲜、美国”。呵呵。
　　
　　如羊城晚报孙毅蕾、中新社邹瑞玥等，不仅常跑母校这个口子，更是在这次关键时期，表现出了热爱母校的深厚真情。他们的崇高境界，超过新华社记者颜秉光，毕竟颜美女只关心自己的家人。
　　
　　有一篇稿子，是中新社邹瑞玥写的，不知是有意无意的记录，有一名来自安徽的复旦18人之一叫丁卉。请原谅我的小人之心，邹记者果然老道，月高风急，悄然出笔。利用来自安徽的学生这个因素，深意就是“你们救的不仅是复旦人、上海人，也是你们安徽自己人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她想干什么？煽动地域歧视？煽动地方矛盾？煽动民粹主义？在复旦学习的时候，恐怕邹记者学习了不少台湾民进党的技巧。果然，网上有人开始张牙舞爪的称被救的也有安徽人、安徽人太不厚道云云。
　　
　　黄山方面，我没有听到，也没有感受到，任何针对复旦、针对上海的情绪化意见。安徽人，太老实，不精明。
　　
　　这又让我想起一个人，我的一个哥们，曾经入职东方早报或21世纪，30多岁到上海打拼，偶尔写了篇网文，说道上海话在上海的今昔，极端的一个笑话说“很多公众场所，说上海话基本被人当成服务员、收银员等，低人一等”。请原谅，我并不想去地域歧视、或挑动地域歧视。想当年，上海知青在我老家，相当的牛。前两年，有个上海的超市在我这个城市开卖场，一年多就关张，原因是他主要卖上海货，但质量与价格却没有了竞争力。河东河西。
　　
　　5、张警官的家人和同事很忠厚。
　　
　　我不回避，我是阜阳人。张警官身世比我要好一些，他的父亲是公务人员（好像是纪委驾驶员），我的父亲是农民。其实，在阜阳这样的落后农业地区，他的家境要比农村孩子好很多。
　　
　　按照一些人的无耻和荒谬的逻辑，他们应该去这样追问：张警官是否走后门进的公安机关？他爸是否是李刚？他给女生让路时候有其他想法？目前，我还没有看到有人这么无耻，这说明这个社会还没有丧失基本的道德。
　　
　　在阜阳这样的农村地区（县城也不过是大农村、大集镇），丧子之痛何以承受？其父，作为男人还能冷静大度；其母，作为农村妇女如何释怀？
　　
　　在黄山的时候，一个工作人员拿着几张传真，从我身边经过。我凑上去看到，那是复旦大学的慰问信。这个小姑娘表情很漠然地跟我说：“复旦传来的慰问信。但是，我看了之后，感觉很不舒服。我们的同事，命都没有了啊！”我简单看了一遍，慰问信的大意不必转述，有几句特恶心，遣词造句颇为严谨，超过外交辞令，“10名学生”---其他8人与我复旦无关；“因天气原因”--校方没有责任，学生没有过错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　　
　　我出离愤怒，但是，我不想写出愤怒的情绪话。请原谅。
　　
　　我读大学新闻系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告诉我们：“以后做记者，有些情况下，你们可以选择回避或逃避，不写、不说，但是不要说谎话、不要写假新闻。”，“这算是缺少勇气，但毕竟没有丧失良心”。